10月20日，一个高级别的“世界新闻传播100年研讨会”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召开，来自国内外的新闻传播学者提交了中外新闻史、新闻改革、网络传播、信息受众等方面的70多篇学术论文，在二十世纪末，“回顾新闻传播沧桑，展望信息流通走势”。越过睿智的学术研讨和严肃的论文成果，我们对与会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带头人进行了采访，试图解读他们不曾落在笔端的个人经历，试图从他们与新闻的人生交轨中找到——
怅然：
“劳动人民”与新闻史学泰斗的距离
方汉奇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、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新闻事业简史》、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》等。
“我曾经只想当个‘劳动人民’了”。方先生的这个念头随着新闻学研究获得了越来越自由的空间而打消，但他一提起过去仍然怅然不已：
“那是一个不能讲新闻史的年代，新闻的过去统统被否定了：新中国以前的是资产阶级的新闻史，新中国成立前17年的那是修正主义。就连瞿秋白也成了叛徒，活着的旧中国新闻工作者就只肯定了毛泽东一个。”那时根本不需要新闻史。拿中国新闻史上的重量级人物邵飘萍来说，文革期间，他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，他的观点和报纸也都是资产阶级的，相关研究根本无法进行。后来，有了研究的宏观环境，方先生开始搜集资料、走访知情者，获得了邵飘萍于1925年由李大钊、罗章龙秘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证据。1984年，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组织的邵飘萍诞辰100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，方先生的论证得到确认，后来邵飘萍还被追认为烈士。新闻发出以后，有人打电话到报社说要替祝夫人为大会献一个花篮。这位不见记载的祝夫人又引起了方先生的注意。年届花甲的方先生亲自跑到无锡的村子里探访祝夫人，了解到了祝夫人与邵飘萍的婚姻。更让方先生激动的是，祝夫人保存了整套《京报》以及邵飘萍很多珍贵照片。祝夫人还提起邵飘萍任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的时候，毛泽东经常去他们家，作为老师的邵飘萍也多次接济过新闻学研究会学生毛泽东。这些细致的调查考证，使邵飘萍这位创办了《京报》的报业先驱的形象丰满起来，对他的认识和评价越来越接近真实，他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探索渐渐为后人所知晓和借鉴，历史被一点点地还原了。
在方先生浩如烟海的新闻史研究成就中，这只是沧海一粟，但历史每一个细节的勾划都需要客观条件的许可，“如果没有良好的环境，我们对新闻史的认识也会是失真的”。近20年来，新闻史学研究突破了一个个的禁区，发展成为新闻学的支柱学科，方先生笔耕不辍，大作迭出。他毕生的心血，已经由薄薄的油印小册子变成了煌煌百万言的各类新闻史著作。
欣慰：
媒介有了军师
喻国明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舆论研究所所长，迄今为止主持了60余项社情民意调查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新闻业透视》、《中国民意研究》、《嬗变的轨迹》等。
在媒介圈里，喻国明被称做“中国媒介军师”，20年来他为《北京青年报》、央视等多家媒体当过智囊、出过点子，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这些媒体的火爆，成为不少媒介人心中的“能人”。
但仅仅在80年代，喻国明的舆论调查并没有太多的市场。“那时的调查是靠管理部门和学术部门的积极性在做，由国家拨款支持的。管理部门是要为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良性支撑，希望了解读者的反馈以便改善宣传方式，而学者是想通过实证方法来研究一些媒介现象和问题。但媒介自身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性。”
到了90年代，喻国明“活接不过来了”。有媒体开始通过调查报告来宣传自己的“最”，尤其到了每年报纸发行的时候，本报是“最受读者喜爱”、“发行量最大”、“信息量最大”等等字眼是见怪不怪的，还频频出现为争“最”而大打报战的事。从1996年开始，喻国明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我们的这个调查结果，您千万别跟别人透露，那是商业机密。”
随着竞争的加剧，媒体所面对的受众市场越来越拥挤，怎么立住脚，怎么去圈别人的地成了媒体所面对的“生死”问题。媒介开始上演羚羊与猎豹的故事：羚羊和猎豹都要拼命奔跑，羚羊要逃脱猎豹的追捕，猎豹必须追得上跑得最慢的羚羊，这是生存。不仅中国传媒的发达地区如北京和广州如此，武汉、济南、兰州等地媒体也向喻国明“求救”。媒介的注意力从寻找“最”转向发现自己的“红灯”。“中国媒介军师”的价值开始被真正发掘出来。媒介的传播行为如何与自己的目标受众丝丝相扣，达到一种精致的协调？怎样才能牢牢抓住日益分散的受众注意和忠诚？一种新媒介的创办如何把握住受众的需求偏好和市场空挡？……个人的命运是时代造就的，喻国明这位将舆论调查引入中国传媒业的先驱者“生意”的红火印证了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转轨过程。面对市场，中国传媒不停地询问着“怎么办”，“媒介军师”忙了，也欣慰了。
遗憾：
新闻职业精神的缺乏
郭庆光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、院长，东京大学博士。主要著作《传播学教程》。
看到北京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上发了一条“郭庆光与农民对话”的消息，主人公郭庆光非常纳闷：自己什么时候和农民对话了？看了文章，才知道是断章取义，以讹传讹的结果——新闻学院院长遭遇了一回假新闻。
“新闻不是文学”，这是郭庆光最想说的一个常识。但他的遭遇表明，很多时候，中国媒介确实像写小说一样写新闻的。就像某著名的都市报总编助理所说的：报纸在“迎合读者”而不是“引导读者”，媒体时不时要制造一些煽情的新闻，新闻的流言化倾向越来越不可忽视。更让郭庆光感到任重道远的是，在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中，新闻传播学是作为文学类的一级学科存在着的。在很多外国学者眼里，这有些莫名其妙———难道这就是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学的一种认识？
正如郭庆光所说，“我们的时代是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，这个时代有两大支柱，一是以高新传播技术为代表的IT产业，二是以报刊、广播电视、出版、广告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体产业，而新闻传播学正是将这两大领域联结起来的桥梁。”
现在，新闻传播学已经是一门热门学科，有资料表明，在我国，几乎所有师范类院校中文系都设有新闻传播专业。然而，有调查表明，新闻记者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不高，这与新闻业本身存在的虚假新闻、拿红包等现象息息相关。每年都会有若干虚假新闻被曝光，什么水变油之类的闹剧，能够把相当多的人卷进去，与某些新闻媒体的不严肃与腐败是有直接因果关系。而不被知晓的幕后交易会有多少呢？谁也说不清楚。作为社会良心和正义的新闻事业，如何不滥用手中的媒体，这是信息社会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。
作为人大新闻学院的院长，郭庆光希望通过严格的培养，使一批批优秀的人才进入到新闻业中，使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科学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事业，具备真正的职业精神。
惊讶：
网络为新闻“洗牌”？
卓南生，日本龙谷大学教授，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特约评论员
卓南生先生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，这次来北京，最让他吃惊的就是哪里都在谈网络新闻。“在学术和非学术的场合，对网络新闻的广泛重视以及对网络新闻讨论的热烈程度，真的出乎意料。而在国外，这种关注主要停留在新闻学者的圈子里。”卓先生说，他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客座教授，学生讨论引用的时事资料主要来源于网上。
的确，网络股虽然在纳斯达克一再缩水，但新闻传播业内的网络旋风依然强劲。“活不下去的和活得不错”的媒介人纷纷“嫁人”，“婆家”就是网站，形成“中国传媒业的互联网集体大抉择”。据统计，1997年国内开始出现网站，当年只有1500个，1999年发展到15153个，截止2000年6月，已发展到27300个。
媒体人、媒体都开始上网圈地，都在追求着一种“在网上”的状态。截至今年6月，全国已有273种报纸上网，占全国报纸总数的七分之一。此外，像人民网、东方网、南方网、千龙网等依托传统媒体资源的新闻网站迅速崛起，改写了过去由商业网站独占天下的格局。在互联网时代，传统媒体越来越多地适应了网络生存环境，而且越来越成长为网上的强势媒体。
有调查表明，大多数人上网是为了获取资讯。对年轻受众群而言，网络新闻的冲击更大，他们越来越依赖网络获取新闻。很大程度上，网络新闻在人们信息获得中所扮演的角色是“补遗”。用一位网民的话说就是“我在报纸上看不到，就上网去看”，这样，网络新闻的火热实际上意味着“网络在解放新闻”，传统媒体对信息的传达还不够充分。
不管传统媒体在网络的冲击下会不会化为泡沫，不管网络自身的发展是不是处于冰谷，网络新闻资讯实实在在地改写着受众的信息来源构成，演绎着“信息渴望解放”的故事；同样，新闻传播学开始解释网络传播的特性和走势，网络新闻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，使世纪末新闻研究获得了新的关注点。
